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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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剑:小微信贷难题求解 加息减负

更新时间:2018-08-14 09:11:31


       一、小微信贷是世界难题

 
  中小微企业包括有关部门定义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同部门(工信部、银保监会等)均有定义,相互之间会有些出入,大致都是通过员工数、产值等指标来定义,且不同行业也有不同。这种定义有时候会闹一些乌龙,比如某大型央企刚刚新设一个子公司,由于它规模还小,于是符合了小微的定义。但这种“央二代”显然不是我们日常所需要支持的小微。
 
  而金融部门习惯按信贷规模来定义中小微企业。比如,一般经验,大致信贷2000万元以下称中小企业,500万元以下为小微企业,几十万乃至数万元的,称为微贷业务。不同类型,需要使用不同的业务模式和服务方式,甚至可以说天差地别。
 
  然而,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信贷机构)如何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支持其发展,在目前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难题。小微企业经营波动大,抗风险能力差,经营不够规范,信息书面化极不充分,平均生存寿命在3年左右,给他们提供融资是风险很大的。银行要为存款人、股东负责,不是来开慈善机构的,因此在小微业务上慎之又慎,这本身无可厚非。
 
  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兴起之前,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基于线下手段,对此几乎难以着手。但国内外也有部分机构尝试了一些方法,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经过几十年探索,最后较为主流的模式,实质上是“人海战术”,用大量的业务员,勤快地拜访客户,了解客户,充分掌握信息,以此来保证信贷投放的安全,但这样人均产能有限,每个客户经理大概能跟踪几十家小企业(如果小企业同质化,则可跟踪上百家,比如行业事业部模式,但这样会产生很大的行业集中度风险)。这便会导致比较高的“信息生产”成本,即生产风险定价所需要的信息时,所需要消耗的成本。
 
  二、提高利率才能帮小微
 
  利率,是资金使用的成本。金融规律告诉我们,利率一方面要覆盖其资金和业务成本,另一方面也要覆盖风险,才能使放款业务变得商业可持续。由于小微企业风险高,那么就需要在利率中加入更高的风险溢价。再加上其信息生产成本高,这笔成本也要加到利率中去。从这一角度而言,小微信贷利率,在传统业务模式下,是很难降下去的。
 
  这时候,如果官方规定一个极低的利率,那很可能是无法覆盖合理的信息生产成本和风险的,于是很多银行只能选择不做这个业务,因为它在商业上是不可持续的。而一旦放开利率管制,任由利率上行,当利率高到一定程度,可能覆盖风险和信息生产成本之后,银行反而愿意尝试了。
 
  这就是小微信贷业务的一大特点:利率越高,越能支持小微。这虽然看似有点违背直觉,但却是符合金融规律的。
 
  我们早年的利率市场化尝试很好地印证了这一规律。我国建国后,我国大部分时间是实施利率管制的,在早期,利率管制有助于动员资金,将资源集中于某些领域,快速实现工业化,有其历史功绩。但慢慢就体现出其弊端。1980年10月,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金乡农信用社试行“利率浮动、以贷定存”,打响了改革开放后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第一枪。1987年6月,人行批准《温州市利率改革试行方案》实施,温州市成为全国首个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城市。但这些还属于小打小闹,就像刚开始的几次起义一样,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温州市场经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国有行和很多股份行纷纷来温州开设网点,对当地的农信社形成较大的竞争。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经济中,利率管制已越来越不适应发展需要。2002年3月,人行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8个县(市)的农信社(城关网点除外,即市区、县城的网点除外)开展试点,正式拉开了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序幕。温州的有瑞安、苍南两县入选试点,而后取得一定经验后,推广到全市357个农信社网点(不包括全市市区、县城、乐清市柳城镇的网点)。根据该改革方案,农信社存款利率可以一定程度上浮30%,有利于它们与大银行、民间借贷争抢存款。同时,贷款利率可上浮70%。
 
  贷款利率上浮的效果非常明显,农信社向农户、居民提供信贷的意愿显著提升,也遏制住了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局面。尤其明显的是,支农信贷量明显上升。而这些信贷抢占了很多原先民间借贷的市场,民间借贷利率应声下跌。这便充分印证了,只有加息,才能支持小微。
 
  这项改革还有一个很可贵的副产品,就是让当地的银行、信用社初次参与了市场竞争,开始尝试信贷营销、差异化定价等曾经闻所未闻的工作。中间也出现了一些信用社存款定价过高导致存款流入很多,而贷款营销不力,最终导致利差收入下降的局面(要是现在遇到这种局面就去买同业理财了,在当时可没有同业理财可买)。这些目前看起来十分平常的银行工作,在当时都是全新的课题。当然,也不排除在国内某些地区,有些银行至今仍未学会这些工作。
 
  也是借助这次利率市场化改革,信用社抢占了较大的市场份额,率先尝试了中小微业务,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实至今日,在东部沿海省份,城商行、农商行依然在当地银行业占据极高的市场份额,甚至成为当地第一大银行。
 
  而当时的大中型银行,还继续用基准利率为大型企业提供信贷,过得舒舒服服的日子。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若像美国那样,将来大型企业都去资本市场融资了,银行吃什么。当然,他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等到那一天,这些行长们早已财务自由等着退休了。
 
  因此,“加息”才有助于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当然,这里的加息不是说要提高利率基准,而是只需要放开管制,让银行自行决定上浮比例,实现风险定价。
 
  三、小微好,才能小微信贷好
 
  利率改革之后,温州乃至浙江的信用社(及其后来改制而来的农商行、城商行)开始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浙江成为民营经济强省,有这些银行的功劳。但是,同样,反过来,也正是因为小微企业的发展,造就了浙江的一批优秀的小微信贷银行。
 
  银行作为金融业,服务实体,又依附于实体。银行提供信贷服务,是给实体加杠杆(债务融资),加杠杆的功能,是让好的更好,但无法让坏的变好。一个企业不好了,大多情况下是无法通过借更多钱的方式来变好的。如果实体不好,银行却硬生生要把实体救起来?对不起,银行不是没这意愿,而是确实没这本事。救死扶伤,是秃鹫投资业务,绝不是银行的业务,这是金融子行业的天然分工。所以,浙江涌现出那一批优秀小微信贷银行的根本原因,是浙江有一群吃苦耐劳的先辈,用常人不能想象的睡车站、睡地头的精神,创造了一群活跃的小微企业。所以,不是银行使他们好,而是他们本身就好,银行给他们加了杠杆,让他们更好。
 
  如果他们不好,银行又给他们加杠杆呢?那么下场就是银行和小微一起死。请参考2011年温州中小企业流动性风波。
 
  而其背后,还有一个值得感谢的人,就是不太管事的政府。
 
  建国后,浙江、福建作为海防前线省份,几乎没有布局重工业,只有一些小型国企。1993年,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经营效益差的小型国企几乎被卖个精光。因此,目前在浙闽很多县域,除一些公用事业企业(能源、通信、供水等)外,几乎看不到像样的国企。这也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其实相对弱。而后,在发展过程中,政府除照章收税之外(“财政税收收入/GDP”的高低跟经济结构有关,不能简单理解为税负轻重。数据来源:WIND),其他种种名目的收费很少(体现为“财政非税收入/GDP”较低)。非税收入中,一大部分是国有资产经营收入,另外还包括各种行政事业收费,这些,浙江和东南沿海省份都相对小。
 
  在这样的地方开银行,尤其是那种几乎纯民企的地方开银行,这些银行从来只会做小微信贷,不会做别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体制性歧视”,因为这边就没大型国企可做……这时,银行自然而然就会去想方设法支持小微了。
 
  当然,“小政府”也不是十全十美,就是公共设施会差很多,破烂而杂乱的城乡建设,富裕的二线城市市中心的道路竟然坑坑洼洼,自古的文化强省现在却教育医疗明显偏弱,产业规划也较缺乏。
 
  在这样的地面上,小微经济就活跃起来了。因此,在支持小微为问题上,银行其实没本事打头阵。首先,是得有一个繁荣的小微群体,然后才有了银行发展小微业务的空间。不能本末倒置。
 
  四、减税降费,放水养鱼
 
  2015年12月,国家宣布建设台州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旨在通过发展专营化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服务新模式、支持小微企业在境内外直接融资、完善信用体系等举措,探索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这是对台州小微金融的褒奖,也是对台州几家著名的小微信贷银行的褒奖。可是,问题又来了。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创造另一个像台州这样小微遍地的经济环境,那么也就不可能复制台州那几家小微信贷银行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