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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服务业市场开放是市场化改革的“最大红利”

更新时间:2018-09-30 08:38:38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有多重要,可以从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几组数据中得到直观答案——2017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27032亿元,占全国GDP比重为51.6%;服务业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拉动全国GDP增长4.0个百分点。

 
  然而,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却呈下降趋势。国家发改委消息称,当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速换挡表现明显,服务业增加值增速较之前有所下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仅为14.5%,比2016年下降了0.6个百分点,比2016年全球平均比重低了近10个百分点。
 
  决策层多次提出要加大服务业开放程度。与此同时,加快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被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
 
  9月26日,经济观察报专访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迟福林,探讨服务业开放相关话题。迟福林认为,服务业开放在经济转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对于市场化改革、国内消费升级等方面有重要作用。从国际情况看,服务贸易已开始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重点、焦点,应该把握全球经济服务化与服务贸易进程历史交汇的新机遇,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
 
  市场化改革的“最大红利”
 
  经济观察报:您曾认为,服务业市场开放决定经济转型成败,为什么这样说?
 
  迟福林: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性特点十分突出。首先,产业结构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预计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有可能由2016年的51.6%提高到55%左右。其次,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预计到2020年,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有可能由目前的45%左右扩大到50%左右。
 
  这些趋势还包括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的新趋势,预计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从2016年的57.35%提高到60%以上。在贸易结构方面,我国正在由货物贸易为主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转型。预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有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占外贸总额比重将达到20%左右。
 
  总的来看,服务业市场开放牵动影响转型发展全局。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需要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形成有效投资;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需要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扩大服务供给能力;推进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进程,需要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并通过服务业市场的双向开放,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此外,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数字经济引领产业变革的趋势明显。没有服务业市场开放,要实现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比较困难。例如,如果没有医疗市场的开放,就难以形成“互联网+医疗”的创新格局。
 
  经济观察报:服务业市场对市场化改革来说,意味着什么?
 
  迟福林:服务业市场开放是市场化改革的“最大红利”。首先,服务业投资增速明显快于工业。近几年来,在工业领域投资大幅下降的背景下,服务业投资在稳定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大作用。2012年,我国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比工业高出0.4个百分点。2017年,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9.5%,是工业的近3倍。
 
  在社会投资方面,服务业已成为社会投资的重点领域。2013年以来,由于一批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我国服务业领域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2012-2017年,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由20.5万亿元增长到37.5万亿元,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54.8%提高到60%。随着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服务业领域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服务业市场开放将给社会资本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随着教育、医疗健康等服务业市场逐步放开,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领域的势头加快,在满足社会多元化公共需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预计到2020年,我国健康服务业市场潜力高达8万亿元人民币。预计2023年生活服务市场整体规模将达到33万亿元。这一市场规模不仅为社会资本提供巨大投资空间,也会成为全球资本关注的重点之一。
 
  行政和市场垄断需要打破
 
  经济观察报:服务业开放对实体经济有何影响?
 
  迟福林:服务业市场开放可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我国制造业的突出矛盾是“大而不强”。例如,从整体产出效率来看,制造业增加值率约为20%,远低于工业发达国家35%的水平;制造业人均增加值仅为3000美元,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此外,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上对外依存度高达50%,高端产品开发70%技术要靠外援,重要零部件有80%需要进口。
 
  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突出矛盾在于以研发设计为龙头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均与德国等相比相差20个百分点左右。这就需要加快推进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开放,让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生产性服务业领域。
 
  经济观察报:国内的服务业市场中,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迟福林:当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突出矛盾在服务业领域。这就需要尽快打破服务业市场的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服务市场价格,以形成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社会资本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力量。
 
  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需要被打破。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工业领域基本实现对内对外开放,但服务业市场开放严重滞后。为此,要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垄断,力争1~2年内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价格管制,到2020年使服务业领域市场化程度接近工业领域的水平。同时,推动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
 
  从主管部门的角度来说,建议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的相关政策体制调整。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商服用地价格是工业用地价格的9倍,是平均用地价格的1.8倍。教育、医疗、科研、文化等领域民办机构专业技术人员与公立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在职称评审、社会保障、政策待遇等方面仍不能享有平等政策。建议争取到2020年,全国基本实现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同地同价”,实现体制内外人才政策待遇平等,实现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
 
  经济观察报:对市场主体来说,很多领域的服务业还不够开放,怎样解决这一现状?
 
  迟福林:主管部门应该推动服务业向社会资本全面开放。2013年以来,中央政府在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等部分服务行业相继出台了指导意见,明确表示服务业市场向社会资本开放,向全社会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从现实情况看,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等服务业领域,特别是养老服务、职业培训等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仍存在市场准入门槛过高等问题。这就需要在服务业领域全面放开社会资本市场准入,取消某些不合理的经营范围限制,使社会资本逐步成为服务业市场的主体力量。
 
  另外,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快公共服务业应该向市场开放。2016年,我国政府服务类采购规模占采购总规模的比重仅为18.9%,与发达国家30%以上的水平有明显差距。适应近14亿人公共需求变化的大趋势,要把形成多元供给主体、多元竞争主体作为发展和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基本目标,力争使政府采购中服务类占比提高到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