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一早，香港海洋公园万豪酒店的大宴会厅里人头攒动，很多嘉宾早早到场。宴会厅门口，一块大湾区展板吸引了不少人观看，很多人举起手机拍照留念。

 

　　会场内，近800个座位几乎座无虚席，在每位参会人员的座位上，都摆放着一个文件夹，里面装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要”）的中文版、英文版和概要简介三份文件。

 

　　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月18日公布后的首场官方宣讲会。参会嘉宾除了各级政府官员外，还有港澳特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与企业界人士等，此外，广州、深圳等大湾区城市也有代表出席。

 

　　上午10：30，宣讲会正式开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林念修、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依次发言，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期间，国家发改委的官员对规划纲要进行介绍。

 

　　首场宣讲会选在香港举办，显得别有深意，正如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所说，“香港在建设大湾区的角色需要从联系人转向更加积极的参与者、促成者和推广者，这有利于香港参与大湾区的建设，让全港市民都成为大湾区的受惠者。” 

 

　　随着规划纲要的出台，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涉及“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有着7000万人口，经济总量达到1.5万亿美元的庞大市场，迎来了相互“拆墙”、彼此深度融合的契机。

 

　　国家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原副司长陈宣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广东省面对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而提出来的。

 

　　当前，世界上有三大国际一流湾区，即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都具有开放性、创新性、宜居性和国际化等重要特征，湾区内以其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

 

　　彼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广东省逐渐形成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城市群。

 

香港中环街头。图/中新香港中环街头。图/中新

　　2008年底，国务院下发《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这九个城市为主体，辐射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并将与港澳紧密合作的相关内容纳入规划。

 

　　但在实践中，由于体制机制的障碍，港澳并未完全参与到珠三角的建设中。而在民间，已经出现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声音，并通过学者的文章，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提案，渐渐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声势。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提出，广东省有些着急——三大区域性重点战略都在北边，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广东却参与不进来，加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到2020年即将结束，接下来该如何发展无所适从。能不能从中央层面出台一个专门的规划，推动港澳和广东的合作发展？

 

　　2016年8月，广东省找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委托其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可行性研究。为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中心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宣庆担任课题组组长。

 

　　课题组集合了国内顶级的经济研究机构，还包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科院、中科院、中山大学港澳研究院等院所和学者，参与深入讨论的团队成员达六七十人。之后，课题组多次赴珠三角九市以及香港、澳门调研，还到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考察。这一课题也引起国家发改委的重视，在课题组调研时，国家发改委都至少会派一名处级干部参与研究。

 

　　2017年，国家发改委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规划列入当年上报国务院的计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正式被提上了议程。2017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在后来做课题讨论时，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提法陈宣庆并不认同，他的理由是“十三五”规划纲要已经提出要打造13个国家级城市群。

 

　　“城市群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人口大国城镇化推进进程问题。因为城市群是城镇化人口最大的载体，但对于香港、澳门来说，没有农村人口，也就没有城镇化，再叫城市群不太合适。”陈宣庆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当时的想法。

 

　　陈宣庆建议用“合作发展”这一提法，事实上，在接受广东省委托时，用的也是“合作发展”，“城市群的特点是高度的融合，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粤港澳三地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框架，用‘合作发展’更为合适。”

 

　　这一意见最终被国家发改委采纳，去掉了“城市群”三个字，尽管没提“合作”，但基本确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提法。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国家发改委广泛征求国务院各部门、港澳办和粤港澳三地政府的意见，数易其稿，最终形成现在所看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用好香港优势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五大战略定位，即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在过去40年，粤港澳地区是我们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未来40年怎么发展是核心问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张燕生分析，从规划来讲，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如何在未来变成现实？对此，规划分2022年和2035年的两个阶段，对粤港澳大湾区近期和中长期的目标进行了规划。

 

　　根据规划，到2022年，“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到2035年，大湾区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大湾区内市场高水平互联互通基本实现，各类资源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全面建成”。

 

　　从一开始，粤港澳大湾区就已经直接对标国际一流湾区。早在2017年7月，在课题组提交的课题报告开篇，曾这样表述，“无论是经济规模、外向程度、产业形态，还是在城市竞争力和区域一体化水平，都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 

 

　　“如何学习借鉴对标国际一流湾区，是这次规划纲要中的一大亮点。”张燕生说，旧金山湾区的核心竞争力是科技创新，纽约湾区的核心竞争力是现代金融，东京湾区的核心竞争力是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如何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使得湾区在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以及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方面进入国际一流水平，是这次规划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这就涉及如何发挥香港的作用。在张燕生看来，香港是目前全球经济自由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营商环境排名全球第四，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其货运效率全球第一。香港有着一流的金融，在1997年面对金融大鳄索罗斯，成功打赢了金融的“光荣之战”。香港还拥有一流的现代教育，拥有4所世界一流大学。

 

　　“这些充分证明香港有着非常好的商业模式、管理制度和治理模式，如果能通过粤港澳大湾区，通过珠三角，甚至整个内地和港澳的合作，从而实现中国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价值。”张燕生认为，在从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方面，香港具有独特的优势。

 

　　过去40年，广东通过与香港合作，成为中国内地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和法制化最高的地区，但在张燕生看来，此前广东和香港的合作，还没有真正用到香港的高增值优势。

 

　　“而在新的40年，我们要真正用到香港的优势，通过香港与内地的合作来推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张燕生表示，在规划纲要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巩固提升”，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会议展览及采购中心的地位。

 

　　“也就是说，在香港的优势领域，规划纲要将其放在一个重点位置上，而将广州、深圳放在一个配合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家终于认识到要用好香港这一点。”张燕生认为，未来40年，中国应该更多地用好香港优势，以700万人口的香港，带动7000万人口的大湾区，从而辐射撬动有着14亿人口的中国内地实现国际化、现代化和法制化。

 

　　然而，目前香港的资质、标准、规则等都是按照英美体系，也正因为如此，张燕生认为，香港的优势是国际化，因此应该更多地向外走，进一步开放，而非更多地向内地开放。对标借鉴香港，更多的是联合香港的优势一块向外走，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